2020年11月11日凌晨,河北保定高碑店市的大午集团园区,被大批警车和身穿制服的人包围。员工和家属在深夜听到敲门声时,并不完全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几个小时内,公司高层几乎被一网打尽,所有通讯设备被封锁。
这不是普通的刑事调查。对于很多人来说,那一夜像是私营经济安全感的终结。
一个人与一家公司
孙大午1954年出生,白手起家。1984年,他和妻子在河北农村经营养鸡场,逐步发展成拥有数千员工的大午集团。多年来,孙大午坚持在企业内部推行相对开放的言论环境,甚至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。
他曾因在网络上评论“非典”疫情、为异议人士提供帮助而被短暂刑拘。2003年,他因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”入狱,获刑3年缓刑4年,被称为“民营企业家入狱第一案”。
2003年后的十几年,大午集团继续壮大,但孙大午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并没有停止。在公司里,他常说:“企业家应该有良知。”
这一句话,后来在官方媒体上,被解读成“妄议中央”。
夜幕中的抓捕
2020年11月11日,河北警方调集300多名警力进驻大午集团。当天深夜,孙大午和家人、管理层共28人被拘捕。
整个过程没有媒体跟随,也没有同步信息披露。公司员工在凌晨被告知:“配合调查,别乱说话。”
当局同时对大午集团的财务、文档、内部网络全面查封。公司财务负责人后来说,直到第二天白天,很多人都不清楚自己被带走的同事身在何处。
孙大午被带上警车时,据称神情平静。他经历过2003年的拘捕,对这一幕并不陌生。
舆论与“涉黑”定性
抓捕后的第二天,官方通报发布:“孙大午涉嫌寻衅滋事、妨害公务、强占农田等多项罪名。”
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,官方媒体逐步把这一事件定义为“涉黑性质的企业犯罪”。
舆论操作分几步进行:
- 新华社先发布通稿,称“某私营企业与地方农场长期纠纷”。
- 河北地方电视台制作专题节目,采访部分村民指认“威胁恐吓”。
- 评论区和微博话题出现大量“依法严惩”“黑恶势力”的标签。
大午集团的员工和家属很快发现,这种叙事已经没有任何余地辩解。
涉黑定性一旦确定,公司信誉和经营都迅速崩溃。
家属与公司资产冻结
孙大午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同时被带走。整个家族失去自由。大午集团的主要账户被冻结,所有资产和生产线都被清查。
内部公告显示,公司银行资金在被查封后的48小时内出现巨大周转困难。很多供应商接到电话警告,要求停止合作。
这场“司法调查”,对大午集团的打击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,而是直接摧毁了它的经济生态。
在媒体上,孙大午被不断刻画为“涉黑头目”,曾经与他合作的地方干部和企业,也纷纷与其划清界限。
判决与长期打压
2021年7月28日,保定市高碑店法院宣判:
- 孙大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,罚款310万元。
- 罪名共计8项,包括寻衅滋事、强占土地、非法吸收存款、妨害公务等。
这一宣判在法律界引起不小震动:
在当代中国,对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判处接近最高量刑的案例极为罕见。
判决生效后,大午集团主要资产陆续被处置,部分地块和厂房拍卖。
破绽与选择性执法
孙大午案在程序上依然保持了中共安全系统的惯用特征:
- 多罪叠加:以经济问题包装对言论与态度的惩罚。
- 涉黑定性:一旦确立,几乎无法自证清白。
- 家属株连:整合性打压,彻底剥夺社会支持。
- 舆论一边倒:没有任何官方报道呈现孙大午的辩护理由。
而破绽同样明显:
- 地方经济纠纷本可民事解决,却被整体升级为刑事“涉黑”。
- 舆论话术高度统一,标签先于判决。
- 同类企业债务问题未见同样严厉处置。
选择性执法的痕迹,不仅在社会感知中累积,也在民营企业界埋下深刻的不安。
社会与国际反应
与张展案不同,孙大午案在国内舆论表面很快被“降温”。但私下,许多中小企业主、法律学者都把它看作一个危险信号:
任何一个民营企业,只要政治态度“不正确”,就可以在一夜之间被定义为“黑恶势力”。
国际媒体如《金融时报》《纽约时报》多次报道此案,指出中国民营经济环境的脆弱性。
大午集团的员工在采访中说:“没有人相信孙总是黑社会。可我们只能沉默。”
一种新的恐惧
如果说张展案是对“言论越界”的示警,孙大午案更像是对私营企业和地方社会的警告:
- 经济成功不能自动带来安全感。
- 财务透明也无法抵御政治风险。
- 个人声望与长期贡献随时可被抹除。
这种恐惧,比直接判刑更深刻。
启示与破绽
孙大午案的启示同样清晰:
- 当局善于用多重罪名和经济语言包装打压。
- 舆论可以在几天内翻转数十年形象。
- 家属与企业网络一体“收割”,最大化恐惧。
- 国际曝光虽无法改变结果,却留下无法抹去的记录。
这也是中共安全系统最擅长也最脆弱的地方:
它依赖恐惧,但恐惧本身是可以被记住和对比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