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初，武汉的疫情逐渐失控。那时，中国大部分人还在依赖官方通报来判断局势。张展，曾经是一名律师，2019年因为街头声援香港被短暂拘留。此后，她把更多精力投向公民报道和文字写作。
她的动身没有任何组织背景。2020年2月，张展自己买票，带着一部手机和简单的衣物，从上海去了武汉。她想做的，只是把街头的情景记录下来。
她在武汉停留了3个月。每天，她会用手机拍摄医院门口排队的市民、封控小区的志愿者、四处寻求信息的家属。她把这些视频传到推特和YouTube。她的账号粉丝并不多，但内容在封锁的信息环境里，显得格外刺眼。
在当时，她的账号上还能看到这样的短句：“我们只想让世界知道，发生了什么。”
被列入名单
张展在武汉期间，几次接到社区和公安打来的电话，要求她“配合防疫管理”。她也多次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。她并没有被正式限制离开，但在2020年4月底，她在接受境外媒体电话采访后，注意到自己被监视的人开始增多。
根据她后来在律师会见中转述，当时有人在她的租屋楼下值守，邻居也被反复问话。她明白，回上海已经不安全，留在武汉也不再有任何缓冲。
2020年5月14日，张展失联。
从带走到起诉
当天晚上，上海浦东警方到她在武汉的落脚点，出示了刑事拘留通知书。罪名是寻衅滋事。这是中国刑法中一个可以涵盖几乎任何“破坏秩序”行为的条款，常被用来打击异见者。
她先被押送到武汉市公安局短暂关押，随后转到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。
家属在5月下旬收到了正式通知。媒体得知她被拘留的消息，也是从家属对外求助开始。
“寻衅滋事”的模板
警方的起诉理由公开信息极少。有限的材料显示，所谓“寻衅滋事”，主要是指：
- 在公共场合拍摄疫情现场
- 多次通过海外平台“散布不实言论”
- 接受境外媒体采访
- “制造社会恐慌”
这份理由没有任何具体的“谣言内容”列举。律师多次申请调取证据材料，被拒绝。
2020年12月28日，张展案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开庭。她拒绝为自己辩护，坚持绝食抗议。据旁听律师转述，她在庭审时身体极度虚弱，需要法警搀扶。
法院当庭宣判：张展犯寻衅滋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
判决书没有公布。
绝食与封锁
判刑后，张展持续绝食。她以微量进食维持最低生命体征。看守所对她进行灌食。律师在会见时曾经记录她身体消瘦到无法独立站立。
家属多次在网络上呼吁当局停止迫害，尽快释放。有关消息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发布后，通常数小时内被删除。
上海的几位维权人士尝试去看守所送衣物和探视，都被拒绝。
舆论层面的“静音”
整个案件期间，官方媒体只在2020年5月和12月两次短暂提及此案。新华社、央视都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表述：“张某某多次散布虚假信息，扰乱公共秩序，情节严重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没有任何官方报道刊登过张展拍摄的视频内容，也没有解释“谣言”具体所指。
在微博和知乎，相关帖子会被快速隐藏或无法评论。相比同类案件，张展案的舆论层面几乎被彻底静音。
国际关注的放大效应
虽然在国内被极力压制，张展的遭遇很快在国际新闻界引起关注。
2020年12月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表声明，对她的判刑表示关切。美国国务院、欧洲议会和多个人权组织在同月先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张展。
这一波国际压力，使她成为疫情后中国新闻自由最具象征意义的案件。
在国际报道中，张展往往被称为**“第一个因疫情报道入狱的中国公民记者”**。
被遗忘的恐惧
张展案在国内的另一个后果，是一轮深刻的寒蝉效应。她的判刑成为所有媒体人和公民记者的警示：
即使你不属于任何组织，即使你只是在现场记录，也同样会被定义为犯罪。
许多曾活跃在微博和短视频平台的公民观察者在此后彻底隐退。
在法治意义上，“寻衅滋事”依然是一个可任意适配的工具。
一个残酷的问号
张展在2021年后几次绝食，健康每况愈下。她的律师和母亲都曾公开表示，担心她在刑期未满前失去生命。
此案最令外界震惊的，不只是刑期之重，而是法律程序的透明度接近于零。
在一个信息封闭的体系里，所有人都被留在一个无法求证的问号里：
她到底犯了什么罪？
启示与破绽
张展案是安全系统标准操作的模板：
- 抓捕流程：突然带走，无缓冲余地
- 法律手段：模糊罪名，“寻衅滋事”
- 舆论操作：最小化报道，最大化寒蝉
- 国际反应：短期无影响，长期积累对外舆论风险
它也清楚暴露了系统的破绽：
- 同类官方失实报道未受任何追责
- 无证据披露“虚假信息”
- 国际共识几乎一面倒地谴责
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：选择性执法与绝对控制，无法永远维持合法性的幻象。